财新传媒

供给侧的痛点和动力在哪里

2015年11月24日 16:40 来源于 财新网
国家统计局局长王保安表示,如果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等四项改革不到位,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就缺乏体制基础

  【财新网】(记者 孙文婧)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改革中有哪些重点和难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在11月22日举办的“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学术研讨会暨厉以宁教授从教六十周年庆祝活动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国家统计局局长王保安、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蒲宇飞等多位与会者就上述问题,发表了见仁见智的看法。

  改革并非不可能逆转

  年届85岁高龄的厉以宁教授在主题演讲中指出,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双重转型”之路——既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体制转型”,同时又是由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和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转型”。“这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新的命题。”他表示。

  他指出,改革前计划经济体制已在中国存在了三四十年,影响很大。一旦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发生了失业、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社会不稳定了,不是没有人怀念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好处”。中国体制转型不是不可能逆转的。因此,在改革进程中,不仅需要阐释改革开放的意义,更需要给人们以实惠,使他们能够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意义所在,也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性所在。

  调结构与供给侧改革

  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长率破“7”,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要实现“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加快结构转型。国家统计局局长王保安在会上表示,下阶段的经济转型发展应强化“两个动力”和“四个改革”。两个动力是指新型城镇化和“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四个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这四项改革不到位,我认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就缺乏体制基础。”他表示。

  在日前召开的第十一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中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蒲宇飞,在会上分享了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

  他认为,所谓供给侧改革涉及5个核心问题,包括供给痛点、供给动力、供给主体、供给的服务环境和供给质量。供给的痛点,来自1998年以来长期投资驱动模式下造成的产能过剩,包括现存的大量“僵尸企业”、杠杆率过高和综合成本不断上升等问题;供给动力来自创新;供给主体来自参与公平竞争的市场主体,不管是国企、民企,还是内资、外资;供给的服务环境就是简政放权;供给的质量,既包括微观上提升国产产品质量,也包括宏观上的供给能力适应国内消费需求的转型升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双林表达了他对财税体制改革的见解。他指出,当前中国公共财政面临经济增长下滑,收入分配不公平,在医疗卫生、养老、扶贫等公共产品方面支出不足,以及地方政府收入过少等问题。推进财税体制改革,首先应推进结构性减税,适当降低税收负担,控制政府收入规模。特别是应为中小企业减税;其次,应增加政府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教育、环境等公共产品方面的支出;第三,通过增加地方政府税收份额、取消增值税返还等途径,提高地方政府的收入水平;第四,应从长计议财政政策,避免债务过分积累,将赤字率保持在合理范围内。“根据我最近做的研究,从理论上测算,如果将财政赤字率控制在2.5%以内,就能保证GDP中的债务率不超过60%。当然,具体要看国家经济实际运行情况。”林双林说。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

  近期A股进入灾后平稳修复期,IPO注册制改革亦即将重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曹凤岐认为,前期资本市场剧烈的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必须对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实施改革。他表示,“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制在过去发挥了防范风险的职能。但是,分业监管在实施中,缺乏一套合理有效的协调机制,不适应当前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而且,分业监管易产生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行为。

  为此,曹凤岐提出了“一行一会”金融监管框架的设想。他认为,应当合并“三会”,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金监会”),作为直属于国务院的中国金融监管最高机构。其负责人应当由国务委员或国务院副总理担任。金监会下设银监局、保监局、证监局和金融创新监管局,后者负责互联网金融和其他衍生品的监管。此外,另设投资者保护委员会、金融稳定委员会和金融审慎监管委员会。总体上形成“一行一会”的监管格局。

  在IMF执董会即将投票决定人民币是否进入SDR的时点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新挑战,是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何更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他指出,“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框架,总体而言其规则对中国是有利的。因此,中国应该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和贡献者,不断去完善这个治理框架。在此过程中,中国“绝不是去‘拆庙’,也绝不是要推倒重来”,而是在积极参与中争取到更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话语权,通过参与游戏规则制定更好保护中国利益。■

责任编辑:杨哲宇 | 版面编辑:李丽莎
财新传媒版权所有。如需刊登转载请点击右侧按钮,提交相关信息。经确认即可刊登转载。
  • 收藏
  • 打印
  • 放大
  • 缩小
  • 苹果客户端
  • 安卓客户端
财新微信